讨论晚清科举问题，还要提及时代名人肃顺以及不太有名的耆英。他们两个都有宗室背景。肃顺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无比的优越感，如果说耆英以敢说而著称，他肃顺就是以敢干而著称，并且耆英实际上也死在了肃顺手上。

    经过宫廷职务的短暂历练，肃顺在咸丰皇帝即位时，就干到了内阁大学士的高位，并有其他兼职。此时，他才三十五岁。《清史稿？宗室肃顺传》称:“以其敢任事，渐向用。”也就是说，他这只政治股票在一路飙升。

    肃顺在四十二岁时(咸丰七年，1857)，成为大清王朝既年轻又有实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他的威力之大，无法细说，但仅就他的亲哥哥郑亲王端华对他的附和，足见一斑；另一位亲王，怡亲王载垣也坚定地与他结成政治同盟。

    时当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丰皇帝命有关部门议罪。起初判的是秋后绞死，但肃顺坚决不同意，上疏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咸丰皇帝怪他“其言过当”，算是批评，然而总究还是采取了弹性处分:现在杀，但不砍头，让耆英自尽。

    弄死了耆英，肃顺彻底知道了自己的分量。在柏葰一案上，他再显身手。

    柏葰也是位权高位重的大臣，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道光末年干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并授内大臣职衔。稍后又调吏部，任尚书，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

    咸丰八年(1858)，柏葰受命主持顺天乡试，并任文渊阁大学士。顺天乡试是为国家选拔储备人才的重要考试，历来为作弊、投托者所追逐。也就是在这次重要考试中，一向有“素持正”之名的柏葰犯了致命的错误。考试作弊情况被纠弹，咸丰皇帝命复查，结果一下子查出五十份有问题的答卷，史称“文宗震怒”。连浑噩的文宗(即咸丰皇帝)都震怒了，可见问题之严重。柏葰被一撸到底，听候处分。

    偏是天公不作美，咸丰皇帝派出复查此案的大臣是怡亲王载垣，而柏葰一向又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关系很紧张。案件复查中，查出了柏葰家人靳祥徇私的事情:靳祥受罗鸿绎之托，向柏葰讲情，取罗鸿绎入榜。柏葰耐不住靳祥讲情，答应罗鸿绎将场外代答的试卷送进去，调换现场答案。

    肃顺抓住铁证，要置柏葰一死。靳祥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不论，只说咸丰皇帝这一头，他考虑素来的蒙满关系，不想处死柏葰，史称“上犹有矜全之意”。然而，皇上也抗不住肃顺的压力，只好下旨杀人。咸丰皇帝发诏说(今译):

    “科场考试是国家选择人才的重要仪式，凡有借营私舞弊者，法律规定从严查处。自从大清国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位主持考试的大员敢以身试法的。现在，柏葰身为国家一品高官，辜负皇恩、无视法律，竟到如此地步。他柏葰身为大臣，而且还是甲科(上第)进士出身，怎么会不知道科考的法律？竟然因为家人的说情，就答应调换试卷。如果靳祥不是暴毙狱中，严加审讯，事情又怎么会不得彻查呢？国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葰又知法犯法。虽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有可原之处，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说到此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挟嫌报复的成分，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应当说是非常普遍事情了。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清鉴易知录》在提及柏葰案时说:“自嘉庆、道光以来，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举考，竞相打通关节，把得中高科看做是旧有之物，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法不责众”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身跨大清与民国的文化学者徐珂(1869－1928)在其笔记《清类稗钞》所记科场诸事，当算是对柏葰事件时代背景的写照。比如他讲的通关节的故事，即是如此。故事说:京师凡有考试，无论大考小考，人们都争相提前拿考到题目，逢上科举更是如此。考生去拜访考官，递张纸，纸上写几个让别人查不出头绪的文言文虚词。在这几个字下，画一个黑色墨圈的人，表示愿出白银一百两拿到考题，而画个黄色圈的人则表示愿出一百两黄金拿到考题。有一次科举时，某考生打通了关节，考官告诉他，写八股文时要连用四个“一”破题，便能中前几名。该考生如应而行，写道:“儒一而不为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如此写法，可以说是狗屁不通，但该生偏偏就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

    一个国家如此生产次品人才，国家政务又由这些次品人才来管理，不亡国，那就是怪事了。

    清代文人自动承袭明时之弊，科举时抄写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观，而就是有了范文，有的人都抄不好，以致于考官有时要从抄得较好的参试者中选人才。如此而为，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在行此“善举”的学官来看，这样可以鼓励学生们认真背诵《四书五经》。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学，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试，收卷后，大为惊诧:该地生员质量很差，没一份卷子合格。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答卷尚可:第一个原来照抄，另两个则对范文各稍作段落顺序变动，也勉强可看。彭督学就将这三人列为前三名，予以公布。他对前来看榜的生员们说:“能把从小读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记性不错，应当鼓励，所以取他为第一。”

    乾隆素以整顿科场弊案而留名于中国的监察史，而事实上呢，从他那个时代起，教育体制就败坏透顶了。所以，到清亡后，民国时代的许国英说嘉庆、道光两朝以来科场请托成风，也不为过，甚至说是比较保守或客气了。

    在道光咸丰两朝不可一世的权臣肃顺，在科场上反腐以树自己威信，固然是“将反腐政治化”的举措，但也就是这件事，在他政治失败之后，还受到了指责。御史任兆坚上疏，要求为柏葰平反昭雪(“昭雪”二字为《清史稿？柏葰传》原字)，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接奏后，将信件转给刑、礼两部合议。不久，两部的意见就变成了圣旨，诏曰(今译):

    “柏葰接受人情委托，当然应当承担刑事处分。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仅就接受人情委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这个判决主要是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葰有私怨而行的报复，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柏葰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也是用词失当。考虑柏葰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很快，具体的补偿办法出来了:把身为候选员外郎的柏葰的儿子钟濂破格提拔，“赐四品卿衔”；并立刻补办正式任命手续，以六部郎中的职务使用。至于柏葰的儿子具体进了哪个部，《清史稿？柏葰传》没有详载，但是后来调到盛京(今沈阳)任兵部侍郎之职了。大清的盛京就相当于明朝迁都北京后的南京，还有一套与首都一样的政府体系，负责处理旧都所管辖范围的各项政务。

    清朝效仿汉制早在入关以前就已开始，除了仿造朝官制度外，最重要的政治举措莫过于科举。皇太极于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八月下发谕令，试开科举，其曰(今译):

    “从古以来治理国家，要文武并用，武功在于平定祸乱，文教在于辅佐太平。现在，我要讲究文治，在生员中选取那些通晓经典的人，做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各贵戚府中以及满汉蒙各民族人家中的生员，都必须参加考试。九月一日，我将命令各大臣亲临考场，所有家主不得阻拦家人参加考试。凡是奴仆考中的，国家给他免除旧身份。”

    至于参加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史无详载，仅就关外旧属明朝的生员就有三百人。这三百人的意义非凡，因为四年前旧属明朝的生员不服清朝(此时仍称“后金”)统治，发动过叛乱。皇太极以铁血手腕镇压，幸存者则变名逃匿。四年后，有三百人参加，说明那些逃匿者又悄悄回来了。

    该次考试选取了两百人。

    而后，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生员，又于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专门举行为汉人开科的考试，共录取二百二十八人，其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就文化本质来论，清朝政权在正式入关前就已经高度汉化了。清朝入关，暴力推行剃发令，也只起到了一个为整个帝国贴上商标或安上清朝外壳的作用，而其“机芯”已经完全汉化。汉化的升级已经进入程序，康熙十二年(1673)，国家尚未完全稳定，就开了入关以来的第一科。此科共录取进士(赐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一百六十六人。从康熙十二年正式开科到宣布取消科举前的1903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年间，除特殊的鸿词博学科等外，正式的国家级大考共举行了九十二次，录取进士总共两万零八百零九人。其中:康熙时代，考试十七次，录取三千一百七十五人；雍正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四百九十八；乾隆时代，考试二十四次，录取四千七百四十四人；嘉庆时代，考试十次，录取两千两百一十人；道光时代，考试十四次，录取三千零九十人；咸丰时代，考试五次，录取一千零四十人；同治时代，考试六次，录取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光绪时代，考试十一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四人。(详细情况请见本书附录三《1673—1903年进士人数简表》)

    计算下来，每次平均录取二百二十六人；以雍正时代与光绪时代平均每次录取最多，前者为三百人，后者为三百一十五人。

    雍正一代合法性不足，还出于“曾静妖书案”(指责雍正篡弑)，所以皇帝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故要提高录取比例；光绪一代，其亲政前，慈禧太后专政，亦面临合法不足问题，也要大力拉拢知识分子，所以，光绪十五年前即皇帝亲政以前，每次录取人数都在三百人以上，最高为光绪二年，三百二十九人；最低为光绪十二年，三百人。

    纵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俗称“总理衙门”)以启洋务以后，到光绪亲政(1889)，计三十年，共开科十二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次二百八十九人。准确地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开科是1862年，从1862年到本书特意选取的时间下限1889年，共二十八年。1860年的那次取士是咸丰帝仓皇出逃之前，也就是说更在该年十二月设立“总理衙门”之前。而将此二十八年取士情况与整个二百三十年大清取士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

    其一，这二十八年的平均批次录取量，高于八朝二百三十年的平均数五十九人；

    其二，这二十八年占二百三十年科举时段的百分之十二多一点，而共录取人数却占了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

    这种状况表明:整个大清王朝从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命运及文明活力的教育方面，根本就没有走上新路，相反是在毫无反思能力地按惯性往下滑。强大的惯性也决定了日后的维新命运的脆弱性，而其脆弱性又不止表现在科举惯性上，往更前面推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即是从1840年第一次挨打到1860年第二次挨打，知识分子体系生产的新思想对于大清王朝制度改进没有可以称道的功效。

    历观大清中后期的科举考试，所录取的进士大多无所作为，昏昏庸庸，聊保官位而已。再看1862至1889年这二十八年的状况，几乎令人瞠目结舌:十二名时称“一甲一名”的状元中，只有三人有些作为，但也全是荒谬颇出，其余者也“马尾儿拎豆腐，提不得”了。

    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洪钧竟然干了一件“大清版蒋干盗书”事件，不过，他所“盗”的“书”不是信件，而是一份俄制地图。

    洪钧入仕后，先是负责地方学政，而后上调中央，给皇帝当顾问。时值国家多外患，皇帝有意把他培养成文武兼备的重臣，在他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后，晋升其为兵部侍郎。

    中俄两国屡有边界争议，但双方都拿不出像样的地图来对质，尤其是大清一方连个定型的中俄边界地图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只凭嘴说”。俄国人从西方学得了近代地理学，先自行画出了相关地图。洪钧出使俄国，见到俄国人画的地图，就偷偷摹画了一份，当成至宝。回国后，迅速交给总理衙门，这也算大功一件了。但是，等到中俄涉及帕米尔高原的边界纠纷再起时，总理衙门拿出洪钧的“盗图”为依据，竟然发现中国实际所设的许多哨卡竟然在“俄国版图”上了。堂堂大清外交部(即总理衙门)闹出此等丑闻，当然要追究献图者的责任。好在，有明白人从中游说，称曰“钧所译图，本以备考复，非以为佐证，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安得归咎于此图？”

    这个说法未尝不合理，但是当时人们对洪钧的批评还是经久未息。洪钧是个次品状元已属无疑，人们也可指责身为国家要员的人如此无知，可是那个教育制度就是生产这样的次品的呀！

    与洪钧的“大清版蒋干盗书”不同，大清“第一状元”崇绮却落了个上吊而死，原因就是他不明不白地卷进了义和团。

    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少年从政，在职应试，考得同治四年(1865)一甲一名进士。他考中状元是个奇迹，在整个清朝王明，他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或曰“第一状元”。《清史稿？崇绮传》称:“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这位已经完全汉化的蒙古族高官，不但家族文化修养之深，如其父赛尚阿曾为大学士，而且他的女儿在同治十一年(1872)还当上了皇后。虽然说到了光绪时代，他不再是皇帝的老丈人，但仍被当做外戚长辈看待。有一次，他办错了一件专案，本该受处分，但两宫太后念及老亲家关系，就没追究他的责任。除了有老亲家关系之外，他诚恳的自我批评即自劾似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何况女儿自愿为死皇帝殉葬了呢！不久，他又因资历之重，被赋予培养皇位继承人的重任。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踢到一边去后，为名存实废的皇帝选了一个接班人，叫溥俊。崇绮心领意会，开始明里暗里地要求正式废除光绪皇帝，立溥俊为新皇帝。义和团大闹北京期间，他与朝中重臣徐桐公开叫板，要光绪皇帝下台，因此“甚得太后宠，恩眷与桐埒”。

    这溥俊，论皇族的辈分，是光绪的叔伯侄子；论外戚关系，也该叫光绪帝表叔(光绪皇帝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而溥俊的生母是慈禧的亲侄女。不管人们排清或排不清其中的辈分关系，但总是“便宜不出外家”，一切以慈禧为核心就是皇权安排的本质。换句话说，吴可读的吊是白上了，药是白喝了，尸谏也是白谏了。

    但是，慈禧是个善变的人。等到义和团的事情闹大了，引来八国联军，她一改原来“明智的利用”观点，转而追查支持义和团的大臣的责任。这排政治巨浪直打得第一状元崇绮死去活来，无奈何，在逃亡地保定府上吊身亡。因为他太投入了，《清史稿？崇绮传》说:“义和团起，朝贵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

    现在看来，他信义和团大有投机之意，因为他的政治庄主载漪、溥俊父子是笃信义和团的。是非成败转头空，载漪、溥俊父子被发配新疆，不但皇帝梦破灭，连官位也没了。后来，父子二人逃往外蒙古(仍是大清一部分)地界，被他姑姥姥慈禧派特工追杀，溥俊被干掉。

    想必溥俊逃入蒙古地界与他师傅崇绮没多大关系，虽然说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但家族早已进京，断不会留下“后手”以应事后之变。要是那样，他不止是大清第一状元了，还是第一巫师了。

《清史稿》有载的第三位状元陆润庠，也是同治年间“生产”的。这位状元的人生结局比崇绮也好不哪里去，古稀之年逢上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陆老先生“遇变忧郁，内结于胸而外不露。及病笃，竟日危坐，瞑目不言，示不食，数日，而逝。”

    世人皆云:有气在心，死不瞑目。陆老先生正好给反过来，不死也瞑目。他太不愿看这个世界了！给他状元荣誉、弼德院长高官的大清王朝，怎么说完一夜就完了呢？

    不想了，不想了，等死吧！其实，他所经历的时代，不也正是这种状况吗？

    陆润庠考得同治十三年(1874)“一甲一名进士”，此年他三十四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而后的仕途也一帆风顺，既没出过洪钧“盗图”的丑闻，也没出过崇绮枉法裁决的失误。但是，他是一个旧世界的坚定的维护者，曾以进献其祖先陆贽(唐代政治家)的文集的方式，借机表达自己的政见。究竟陆贽和他陆润庠有无家系传承关系，以及是否陆贽的文集就是原作，均无可考，时人也不予辩证。就他的建议的核心论点看，他是要“求稳”的，其云(今译):

    “我不赞成墨守成规，但新法未必就一试就好，应当参考以往国家政治事例，才能实行。如果不深究我国历史经验，总求所谓的变通，必然遭遇重重障碍而难以推行。一旦遭遇困难，许多问题就更加突出。”

    这样的迂阔无当的建议是针对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预备立宪而发的。其实呢，到这个时候，不管是上年(1905)被公开禁止的革命党还是体制内的野心家如袁世凯之流，早已等不及了。他们还听你“须斟酌行之”的废话吗？

    以后的日子里，革命党还在继续闹事儿，他陆状元还在发表高论。宣统元年(1909)，皇帝换了，他的路子却丝毫没变。这一年，他以皇帝最高顾问的身份写了一篇短论，交给皇帝，他说(今译):

    “曲阜是圣人孔夫子的出生地，现建了新学堂，这个学堂应当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提倡孔孟之道的正学。如果聘请外国人来讲学，他们说外国话、穿外国衣服，必然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使我中华孔圣教遭到毁灭。这个结果不但是孔孟之道的祸患，也是我大清皇朝的威胁呀！”

    至于皇帝特别是那些辅政大臣怎么看待他的政见，史料未载。估计是“没人搭理”的结局。因为到这年年底(十二月)，国家咨议局的议员孙洪伊向权力核心公开施压，声称“大局日急，势不可缓”，要求开国会。结果呢，权力核心还是拖着，以皇帝的名义发表文告，称:“等九年预备工作全部完成，国民教育普及，届时肯定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估计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受了陆状元的影响，他写的一篇在当时看来不算短的政论建议，递给了皇帝，终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改革人士:“今诸生根柢未深，于前古圣贤经传未曾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是，布其党徒，潜为谋主。”

    好家伙！体制内的改革派全成了革命党了。没等他的预测全部实现，袁世凯就着手结束大清皇祚的工作了，逼隆裕太后下旨:“颁行天下，改建国体，于是逊位诏下矣”。

    陆状元当然不会服从老袁的安排，而是继续吃大清皇室俸禄。如果大清皇室不被保留，他该怎么样呢？

    五大败将，四位进士

    大清状元，不管好名或坏名，毕竟留名史册(如《清史稿》)的极少，说到进士则如过江之鲫，套用现在的话说是“状元一礼堂，进士一广场”。大清的进士有好也有劣，好的如林则徐，劣的如叶名琛。

    大清进士的真正品位不佳，不仅在叶名琛“出事儿”时有所暴露，而且洪秀全发动武装反抗时暴露得更充分。当时有名的五大败将，竟然四人是进士出身。此五大败将为陆建瀛、杨文定、青麐、崇纶、何桂清，只有崇纶一人无进士身份。

    陆建瀛是道光二年(1822)进士，比林则徐晚十一年，比叶名琛早十三年。

    杨文定是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比陆建瀛晚十一年，比叶名琛早两年。

    何桂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与叶名琛同年。

    青麐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比叶名琛晚六年。

    此四人表现之差，丢尽了大清王朝的脸面，所以，连浑浑噩噩的咸丰皇帝都忍不住了，不再考虑他们过去做文官时的成绩。如咸丰四年(1854)处分青麐时，他下诏说:“朕赏罚一秉大公，岂能以前此微劳稍从未减？”

    就败绩而论，咸丰二年(1852)的陆建瀛比青麐将军更惨。青麐不过是丢了武昌，一路狂奔到长沙，罪名是越境偷生即放弃了湖北，到不属自己管的湖南去了。陆将军的大败是先有大话在先，轻敌，丢了南宁，而后又祸及安徽。

    当初陆将军气概非常，打算由南京发兵，西击欲夺九江的太平军前锋。他先召安徽寿春的总兵恩长率两千兵为前锋，自己带一千兵在后。恩长总兵一战即败，丧命江中，余卒逃散。陆将军一听溃卒汇报战况，让太平军的气势吓破了胆。他的惊骇情绪很快传染了所部士兵，史称“从兵尽骇”。不仅如此，陆将军的大话与所部前锋败绩的严重反差，也吓坏了江西巡抚张芾。他本要坚守九江，一见陆将军前锋已败，也引军逃跑。九江未经激战而易手。陆将军也二话不说，由长江水道，乘小船返回南京。

    小船，能带几个兵？其余的都一哄而散了。在他逃回南京的过程中，安徽巡抚蒋文庆想留下他一起守城、迎击太平军。他说什么也不肯，并且还收集芜湖与太平两处军兵，转守南京的东西梁山。对于投放东西梁山的部队，他也不亲自指挥(这成了日后的一项罪名)，而是躲进南京城“为守御计”。江苏布政使祁宿藻一见此状，大为气愤，也顾不上照顾陆将军钦差大臣的面子了，当面指责他胆怯、进退无据。

    与陆将军一样，让太平军的声势给吓惊了的江苏巡抚杨文定，扔下南京逃亡镇江。在镇江，杨将军也不守城，自带八只大船与十二条小舢板在长江中伺机逃命。镇江失守后，他又逃到了江阴。

    陆杨二将的行为被报到咸丰皇帝那里，皇帝发诏，痛骂陆“一战兵溃，不知收合余烬”、杨“藉词出省，张皇自全”。咸丰皇帝本意是将陆建瀛逮到北京审判的，结果南京城破，他也死于太平军的屠杀。

    从他“为守御计”而躲进南京，到南京城易手，仅仅十三天。陆将军是坚决不愿以身殉国的，尽管他最后没能逃得一死。当太平军以掘地道的方式攻破南京内城时，他趁乱换便服出逃。结果让敌人给拿获，一刀砍断了脖子。他的一人之死并未免了南京人民的灾难，洪秀全大军进城，一口气杀了四万城中居民，原因很简单:他们帮助政府军守城，抵抗天国大军。杀了四万人，洪秀全还不解气，又给三千名南京儿童做了“绝育手术”，《清史稿？洪秀全传》说:“阉童子三千余人，泄守城之忿。”

    杨文定则在江阴被逮捕，判处死刑，稍后(咸丰六年，1856)，改为流放刑，“减死遣戍军台”。

    从士兵到巡抚是个光荣的历程，而从巡抚到士兵则是奇耻大辱。不久，杨文定很不光彩地死在了军中。估计是气郁结胸，一如日后的陆状元润庠先生一样，别扭死了。《清史稿？杨文定传》写得很洗炼，远不如记录陆状元的“瞑眼死”的样子传神，只两个字:“寻殁。”

    是呀，谁会关心一位由巡抚而士兵且是戴罪而死的士兵的死法呢？

    至于满洲正白旗出身的贵族败将青麐，则没杨文定那么幸运，当然再由长沙往荆州逃命时，皇上的亲笔判决也下了，称曰“传旨正法”。所以，一到荆州就被已接到圣旨的官文将军给砍了头，尸体抛在荆州城闹市，即“弃市”。

    那位不是进士出身的五大败将之一的崇纶，也是满洲贵旗，正黄旗人。武昌陷落大势一定，他一马飞出，奔陕西而去。咸丰帝当然要下旨抓他，这家伙见势头不好，服毒自杀。家人或者是下级给他报了个“暴病死亡”，搪塞过去了，也就没再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后果，没有像陆建瀛那样，自身死，儿子又被革了职。

    五大败将的高峰人物是何桂清，此公非了得，能“煽乎”(熟练地说大话)，《清史稿？何桂清传》称:“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也就是他一张嘴，把咸丰皇帝都给“煽乎”住了。本来嘛，咸丰皇帝就是糊涂虫，哪经得起他的“煽乎”？结果，何进士一路飞升，干到浙江巡抚高位。

    何进士也确实有些才干，在防守和反击太平军的作战中，屡屡获胜。可以说，在曾国藩正式出头以前，他是大清王朝唯一能挫败太平军攻势的国家将领，咸丰皇帝立即给他升职为两江总督。他反攻镇江，夺回城池，又被加衔“太子少保”。咸丰十年(1860)，又有小胜，再加“太子太保”衔。

    何总督乘势围太平军首都南京，史称“贼势窘蹙，四出求援”。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施围魏救赵之计，袭杭州，杭州外城失守，咸丰皇帝诏令何部与另一将领和春救援杭州，内外夹击，赶走了李秀成。而后，太平军力量积聚，多路反击，搞得尚无败绩的何桂清“几失所措”。此时，何桂清扼守战略要地常州，他的亲信、浙江巡抚王有龄专写一函，让他“勿离常州一步”，并且论道:“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

    换了别人，作为下级，断然不敢给屡有胜绩的上级发警告，可是作为昔日亲信的王有龄知道:这个人是担得顺势，受不了逆境，一旦稍有败绩，那就前功尽弃了。

    人顺了，跌脚拾金子；点背了，喝凉水也塞牙。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雪，改变了何太保的命运，“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没办法，在请示咸丰皇帝，与和春、张国樑等将领进行军事分工之后，他想到苏州筹集军饷，以免剩下的兵全跑了。

    在常州人民心目中，屡战屡胜的何太保，就是他们的大救星。在何太保启程之日，常州城百姓黑压压地跪满街道，恳请何太保留下。但是，何太保明白，留在常州那是死路一条。他的卫兵也知道此点，气急败坏，冲着请愿的民众开了枪，打死了十几个。

    打死请愿民众，何太保得以出城。他一走，留守常州的张玉良将军也跑了。只你何太保知道守常州是死路一条哇，我也不傻，溜之乎也！

    常州百姓傻了眼，只好自己守城。几天后，太平军蜂拥而来，攻破城池，实施屠城。何太保逃跑的“得得”马蹄声，变成常州汩汩流血声。苏州城的守军闻此消息，义愤填膺，江苏巡抚徐有壬拒开城门。无奈何，何太保再次“煽乎”，说:“你不开门，好，好！我去上海借洋人的兵去。我去上海，你明白吗？！”

    徐有壬当然不信，也无法看到，因为苏州城很快被太平军攻破，徐有壬以身殉职。

    徐有壬自知必有一死，但他不能放过何桂清，写了一封遗书，状告何桂清弃城丧师。咸丰皇帝闻报，下诏逮捕何桂清，由上海押解北京审讯。

    事有凑巧，正赶上皇帝逃难热河，他的案子就搁置下来，何桂清也以闲身蛰居北京。同治元年(1862)，新一届政府接各方举报，开始过问此案，才正式逮捕。对于何桂清的功过是非，分歧巨大，有保的，有驳的。罪名初定后，中央权力核心还没把握，就以小皇帝的名义请曾国藩给把一下关。此时，何桂清还坚持说，由常州退苏州是听了手下人的建议，丝毫不提王有龄死守常州的建议了。

    曾国藩根本不可怜何桂清，除掉这个家伙也好给自己扫清道路，他回复说(今译):

“封疆大吏的贞节，就是要由守城抗敌的行为表现出来，不能因为手下官员的一句话来决定进退。给大臣定罪，应当以他的心迹为根据，没必要以手下建议的文件(或言辞)有无为证明。”

    老曾三言两语就要了老何的命:“是冬，遂弃市”。

    五大败将，杨文定与崇纶实不足道，所以《清史稿》的评价以陆、何为主，甚至对青麐也有所同情:“论曰:陆建瀛、何桂清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起，不能预有规划，监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损，罪实难辞，青麐受事于急之秋，艰难支拄，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此评论，不能不说中肯，但是，不能检讨大清教育体制，也算一大遗憾了。

   名臣艳曲未终，国家更添不幸

    晚清以降，大臣们以侃侃而论成名者不在少数。“五大败将，四位进士”中的何桂清对咸丰皇帝的“侃侃无所避”，让咸丰皇帝认定他是个奇才。只是后来治军无能，临阵脱逃，才暴露了“菜货”本质。

    咸丰皇帝呢，也等于看走了眼。

    就官场风气与国家治术而言，也怨不得何桂清与咸丰皇帝。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讲，是“体制出了问题”。体制问题，不仅让长江以南的苏、常二州人民遭殃，而且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长江以北的战略要地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也丢了。

    清江浦作为苏北重镇，是清朝漕运的南北衔接点，素有“南北冲途，七省车航往来辐辏”之称。清江浦不是被太平军攻陷的，而是被捻军北支的蓝黑两旗以三万兵力拿下的。

    当时负责清江浦防务的高官叫潘锡恩，他是一位治河名臣，更是进士出身的高官。嘉庆十六年(1810)中进士，到道光四年(1824)因向皇帝上书综合治理黄河与漕运，大得赏识。经历了十五个年头的奋斗，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何况年内他又有“复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的学术成就呢！

    道光五年(1825)，潘锡恩被以道员的衔级“发往南河，补淮阳道”，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光荣的专业从政历程，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病乞归”。

    老家伙在治河方面确实大有成绩，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合龙工程，使淮河连年无险。但是，老家伙有个怕老婆的毛病，多年以来未能展现大丈夫在个人生活方面的本色。到五十岁时，正妻亡故，他一改“无后房之宠”的状况，开始大纵情色。他好色的方式非常特殊，先搞了一个“二次方”，后又直召民妇以偿“野味”。

    所谓二次方，就是有四位“如夫人”(准太太)的女人随时备召；这四位“如夫人”又各养四位绝色婢女，也供性消费。也就是说老家伙的“二次方”就是简单的“四四一十六”之算式。但是，后人很难理解他怎么消费得动这十六位绝色美女，其间要服用多少壮阳药？

    仅有这“四四一十六”还不够，采“野花”才有兴味。他每次公务出巡，见到民妇有姿色者，就派仆人去召，声称“如夫人有请”。贵族夫人请平民百姓的老婆，后者自然乐得交结。但是，召了去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仆人或干脆就是“如夫人”告诉民妇:“你在这里住一晚上，陪陪老爷，我们会给你二十两银子。”

    晚清本来性开放程度就高，民妇谁还会在乎陪贵族老爷睡上一晚上？结果呢，老家伙一个月下来，勾搭到的民妇“不可以指数”。

    人越老越精神，到他七十岁时，比壮年人的性功能还健强。不过，他似乎玩够了床上的把戏，把兴趣转到戏台上。因为他的四位“如夫人”皆是卖艺兼卖身的演员出身，并且是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一带有名的演员。四位有名的演员精通音律，其各选的艳婢“歌舞极娴习”。为了让这些与自己尽行床笫之欢的绝色佳人能够完全投入到角色当中去，老家伙购置了大量的戏曲服装道具，达到了无一缺失的地步。为了让演出更加活跃，老家伙也化妆，化妆后再看戏，俨然与整个演出浑然一体。有时他会穿一件绿色短袍，袍的下摆刚到膝盖；与这件绿色短袍相配的，是一顶便帽，这样会使演员们不再下意识地关注他的官员身份；最具个人特色的化妆则是，他将一把一尺多长的红线斜披肩上，这组红线与他垂至胸部的白须，相映成趣。

    对有些能掀起性欲高潮的剧目情节，老家伙会冲上戏台，与诸位婢女即演员做上一番具有性挑逗意味的动作。如此放浪，让他的下属官员也大开眼界，因为每有演出，他就下令让下属官员一同捧场。当然，这些官员还不至于掏钱买票，反而可以白吃白喝白看戏。

    有一次，闹砸了。这次演的是《挑帘裁衣》，故事选自《水浒传》中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一节。但是，它远非《水浒传》写此情节的劝诫之本意，而是一种专供妓院演出的脚本(称为“诸院本”)。通俗地说，就像现在讲的“三级片”、“###”或“未成年人不宜”之类的影视。演到高潮时，无论老家伙本人还是下属官员难以克制自己，冲上戏台与女演员们大做“淫秽动作”，那丑态简直无法写到纸面上。

    对于这场性狂欢，也有没参与者，或者是男仆人那类白吃白喝看戏的，而没资格参与。没参与的，闹出了败兴事儿，他或某几个人捂着嘴笑。笑什么笑？你笑我们“丑态毕露”是不是？下次，别来了！

    不仅“别来了”，老家伙还实行重大的“体制改革”，实施男女隔离政策，“由是遂禁男子不得予观”，唯有他一个人尽享耳目的情欲。

   老家伙似乎有些心理变态，他将男女隔离政策推行到了极端:在他的办公衙门里，专门设一间妇女用品生产车间，“凡署中妇女欲市各物，不令出购，需各自来交易”。这个特定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老家伙一畅乐趣的地方，因为作为“中间商”他要与来买妇女用品的女人讨价还价。他故意做得很抠门儿，引导那些进入市场交易状态的妇人忽略他的身份，一如真正集市的人那样，可以笑骂。更有甚者，捋着他的白须，给他一记耳光。演到近乎真实的状态，打耳光也无所谓了。当然，那些敢打他耳光的妇人无一不是能上台演出的演员，因为耳光固然可打，但要打得恰到好处:不能轻，轻了没戏剧效果；不能重，重了破坏戏剧效果，说不准老家伙真急了……

    戏剧的耳光没扇完，真实的政治耳光来了。咸丰十年(1860)一月，北捻军以突袭方式攻进清江浦。当时老家伙正在看戏，戏也没到高潮，铺天盖地的杀声传来。老家伙顾不上台上的演员了，“仓皇出走”。

    虽然说是由于他疏于防备而致清江浦丢失，但与其协同的官员如何运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那两位满族大员也没做好相应工作，同样逃往淮安，所以其侥幸不被追究。到了新皇帝上任，他的资格又被看重，同治三年(1864)被派往安徽庐州“会办劝捐守御事。两年后，同治五年(1866)，因为他已有“乡举重逢”的学者资格即考中举人整整六十年，同治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加给他太子少保的荣衔。

    老家伙的人生达到了风光的顶点，转过年来死了。当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上书皇帝，一一叙述潘锡恩的治绩，请国家给予优渥的待遇。事情很顺利，效果很庄重，“赐祭葬，谥文慎，入祀乡贤祠”。

    顺便一说的是，他的儿子潘骏文远没他这么聪明与幸(性)福，虽然说最后也是得到死后荣光。

    潘文骏没有参加国家大考，而是花钱买了一个官位，“入赀为刑部郎中”。有他爹的背景，又有老爹为他积攒的钱财，弄个官做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潘文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不想只凭老子的背景混饭，要干一番事业。等到改任山东某地知府后，坚决反击捻匪，取得了保卫省城济南之段家店战役的胜利。因此官升一级，做了青州代理州长。当时名臣，山东巡抚丁宝桢对潘文骏特别倚重，让他随同剿捻。

    作为治河专家后代，潘文骏治河也取得不少成绩，因此由地方官转为中央派员，“授兖允漕道(员)”。

    这些都是咸丰同治两朝的事情。

    到光绪朝，潘文骏虽然升职为按察使。但是，不久因为政事失误被免职，改回治河专业职务，并留在山东。在治河方面，他没他父亲那么多的经验，并且他自己的那些所谓实践也没形成系统理论，只不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在调往河南郑州办理重大工程即西坝合龙时，延误了工期，遭受革职留任处分。稍后，工程完工，得官复原职。

    在以后的岁月里，买官出身的潘文骏仍然用心效力国家，虽然说他的功绩远没法顶抵其父丢失清江浦的损失，并且他也没责任“子担父过”，但是他再没有什么重大的闪失。到光绪十九年(1893)，死在了福建。

    福建人民没做出什么表示，地方官员也没对中央表述他的“重大功绩”，倒是他曾长时间任职的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请建专祠”。至于最后建成没有，不得而知。

1863年，洋务运动领袖人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开立西洋语言课程。精明的李鸿章不但把西洋话说成是方言的一种，而且在学馆内开设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文艺课程，这种技巧为日后开办福建船政学堂的左宗棠所效仿。

1881年，大清决定撤回同治十一年派往美国的首批留学生，表面原因是在美国监管留学生的正副委员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发生矛盾。容闳指责陈兰彬极端鄙夷外国教育，陈兰彬保荐的续任者吴嘉善则向北京汇报说:这些幼童即便学有所成但已失爱国心，结果于国无益且会危害社会。

文章摘自 《宿醉的王朝》 作者:綦彦臣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