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6日，记者在滨江宾馆采访了前来南昌出席新四军成立七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第三子叶华明先生。这是一位73岁、身材魁梧的老人，身高与叶挺将军一样为1.8米。他虽然一头白发，但身体硬朗，气度不凡。这位在改革开放中曾经风靡全国的科技领军人物，乃先科之父——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叶华明先生侃侃而谈，讲述了他与父团聚和分别，以及如何南下深圳搞科技的动人故事。

兄妹从小跟随外婆长大

我1934年10月出生在澳门。我们九姐妹，七男二女，我排行老四，除大哥叶正大出生上海，其他八个都出生澳门。那时，父亲长年在外为革命奔波，母亲曾跟随父亲漂流国外，我们基本都是外婆带大的。外婆是广东东莞人，她有一双劳动人民的大脚丫，是个典型的广东劳动妇女，早在1969年就去世了。

父亲与周恩来等领导南昌八一起义后，又受中央委派领导广州起义。当时，父亲不同意组织广州起义，原因是我们的工人纠察队力量太小，不可能战胜十余万国民党正规部队。广州起义几天后，父亲到马来西亚躲避，几个月后被通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是莫斯科，王明批评父亲没有搞好广州起义，且不准他申诉，一气之下，父亲离开莫斯科，脱离党组织而去了欧洲，漂流了七八年时间，母亲也去了西欧与父亲团聚。这些岁月，我们一直生活在澳门，基本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是那样的陌生。

全家短暂的团聚

1937年，父亲回国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父亲被国民党囚禁于上饶等地，后监禁在湖北恩师。此间，我们兄妹和母亲迁桂林居住，母亲思念丈夫，兄妹思念父亲。我们盼啊盼，直到1942年，在中共的周旋下，蒋介石被迫释放我父亲，他终于有了一段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日子。父亲回到桂林后，我们一家人在住在桂林观音山生活了半年，当时我在观音山小学读书。这些日子，是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团聚岁月，父亲白天到山上放羊，傍晚才回到家中。晚上，一家人悠然自得，亲密和谐。然而，好景不长。一天，父亲突然失踪了。一家人急得四处寻找，没有结果。过了三天，一家正在失望中，家里来了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拿着我父亲的字条，要见我母亲。母亲见字条是父亲的亲笔信，上面写着:“我已到衡阳，蒋先生要我回恩师，你把三个孩子让他们（特务）带来陪我。”母亲担心三个孩子的安全，但见信无疑，便照办了。母亲写了一封信，用针线缝进我的衣服里，嘱咐我们兄妹一定要注意安全。

父亲再度入牢房

原来，对父亲一直存有戒心的蒋介石，为防止桂林何香凝、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对父亲的正面影响，便决意将父亲再度入狱，弄回到湖北恩师监管起来。我们兄妹三人跟随特务在桂林火车站上了火车，次日中午便到了衡阳。特务把我们兄妹三人领到了警备司令部，只见司令部大厅里的一个大方桌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此人正是父亲。我们兄妹三人围了上去，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阿爸”。我们在特务的监管下，与父亲到了湖北恩师，一呆就是三年，直到抗战胜利。这三年，父亲生不能上抗日战场，死不能去见冤死沙场的新四军将士，在抑郁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逃离特务的监视寻找周恩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父亲的命运带来转机，相反，蒋介石紧紧盯着父亲，因为老蒋知道，父亲要是被中共用了起来，对于他打内战来独裁天下，必将带来新的麻烦。又是，他又要父亲到重庆去。这年8月，在特务的监督下，我们与父亲离开恩师，从宜宾坐船去了重庆。在重庆的一个小旅馆里，父亲和我们兄妹住楼上，特务们住楼下。那年，已经11岁的我已经懂得照顾比自己小一岁的妹妹叶扬眉，也懂得如何理解父亲，并按照父亲的话去办事。父亲考虑到让三个小孩跟在面前，受特务监管，不能上学，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便思量着如何让我们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先生。父亲躲开特务的监视，写好了一张字条，上书:“我已到重庆，三个孩子交给您照顾，拜托了！”字条言简意赅，革命者之间不须多费口舌，他们似乎就是用心来体会和关照对方的。我们乘特务只留下一人监视之际，溜出了小旅馆，向着曲折的小道迅速跑出去。没这多远，一个特务回旅馆，与我们碰了个正着，问我们去哪？我眉头一皱，计是心来，立即回答道:“父亲想吸烟，叫我们去买一包回来。”特务见我们不像撒谎的样子，便没有在意，只是说，快去快回。我们躲过了特务的盘问，顾了两辆人力车，并嘱托车夫说:“我们多给你钱，你快点把我们送到曾家岩50号。车夫一边点头，一边猛力拉车，直奔目的地而去。

国共谈判改变了父亲囚徒身份

是中共的努力，才让多年囚徒身份的父亲改变了继续被囚禁的悲惨命运。我们兄妹找到周恩来后，周恩来急忙问我父亲关在何处？要我们立即带去找父亲。也许是特务见我们兄妹的逃离与父亲有关，随即将父亲转移了更为隐秘的地方。我们乘着周恩来的小车，快速赶到了小旅馆，已不见父亲的踪影。我们跟随周恩来回到了曾家岩住了两周，后转到红岩村住下。

这年10月，国共开始谈判，毛泽东为了和平，冒着危险来到重庆，经过艰苦谈判，国共达成了双十协定。父亲的释放是谈判内容应有之义。中秋佳节的那一天，我们兄妹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1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为了我们兄妹的安全，便将我们送到了延安，周恩来亲自将我们送往重庆机场。有意思的是，在上飞机之前，周恩来发现我们兄弟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福”字，认为其中带有封建色彩，于是，将大哥叶福改名为叶正大，将二哥叶福麟改名为叶正明，将我的名字叶福恒改为叶华明。我们兄妹到达延安后，住在周恩来所住的窑洞里，每天三餐饭由朱德总司令安排。当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又立即将我们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大哥被送到延安大学，我和妹妹叶扬眉送入延安中学。那时我们的衣、食、住行全由学校安排。每逢周末，朱德总司令还派自己的警卫员牵着一匹马将我们兄妹三人从学校接回枣园，改善我们的生活。

飞机失事中离我们而去

1946年，是我永远失去父亲和妹妹的悲痛年份。国共谈判让我父亲重见天日，即将到延安去。这年2月，周恩来派我妹妹做子女代表，去重庆接父亲到延安，哪学到她一去不回！3月4日父亲被释放，妹妹到红岩村接父亲。父亲要求重新入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母亲与阿九（叶华明最小的弟弟）也到重庆与父亲团聚。4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机场送父亲到延安，同机的母亲、妹妹扬眉、阿九，以及中共领导人博古、邓发、王若飞等13人，这架美国飞机从重庆机场腾空而去，就结束了这13人的命运。本来两个小时可以到达延安，直到12日，晋绥司令员聂荣臻才说，在山西发现一架失事的飞机。父亲就是这样，带着他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至于飞机为何出事？当时就有人怀疑是国民党在飞机上做了手脚。但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向国民党讨回公道。事隔六十多年，在最近的凤凰卫视里，一个台湾的姓杜的前国民党特务说，是蒋介石派他们去做了手脚。但他也是孤证，拿不出其他诸如手令等证据。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淡逝去，父亲的英名却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也记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制造飞机的理想变为制造打飞机的导弹

父亲遇难后，因内战一触即发。为了烈士遗孤的安全，周恩来又安排我们到了张家口，住聂荣臻家罗。这里是当时最大的解放区，我安排到了张家口第一中学读书。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我和大哥、二哥又回到了延安。1947年延安即将撤退时，周恩来把大哥、二哥安排去了东北，我仍然留在延安，随即去到贺老总处，最后还是找到了聂荣臻。1949年，我随军到了北平，参加了开国大典。我在天安门城楼下，高擎五星红旗，心情无比激动。

1953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哈军工两周，10月送苏联留学。父母、弟妹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的事，经常萦绕在脑海里。我想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为自己的祖国制造出性能可靠不再出事的飞机来。令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留学苏联莫斯科后所学的专业不是制造飞机，却是专门研究制造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

在苏联留学期间，朱德总司令正好到那里访问，是朱老总亲自给我授了少尉军衔。1959年，我回到祖国，分配到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5研究院工作。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多年的默默钻研，让成为一名导弹专家。

在邓小平划的那块地上开发文化产业

然而，事业会随着岁月的变化而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1981年到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赴荷兰进行专题交流访问。在那里，我参观了闻名世界的高科技企业菲力普公司，该公司开发的激光光盘项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开发这种产业也许有人认为过于超前。而我中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势不可挡。于是，我回国后决定南下深圳，开发自己的光盘技术。1983年底，我应聘担任深圳市科委主任，随后，我着手组建先科技术开发公司。我克服了紧缺资金的困难，通过借款和香港银团的贷款，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激光视盘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第一张激光视盘、第一台激光唱片机，生产了中国第一张DVD光盘、第一台DVD放送机等众多的第一。1992年1月16日，邓小平南巡时深圳，特别视察了我领导的先科公司。从此，我的名字伴随着先科集团的发展，伴随着邓小平南巡那春天的故事而传扬。

后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等外国政要都先后来到我们先科公司视察。我们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制定更高的发展目标，终于使先科公司成为中国激光光盘的生产基地、中国液晶显示器生产基地、中国精密模具和机电产品生产基地。

我们的事业正兴旺发达，我们的祖国正一日千里。我们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对得起父辈们做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