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北京机场，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时的王洪文(新浪读书配图)

　　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1976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1976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4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却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其一：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他们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