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治理和管理国家事务特别是在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路线时，注重倾听基层意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是一位身体力行和独具卓见的导师。今天，回顾他老人家特邀农民“秘书”坚持深入调研的论述及实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鞭策。

　　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离京前，刘正山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毛泽东、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很难直接听到基层群众的声音了。了解下情全靠听汇报，看材料，文牍气很重，常常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刘少奇决定与农民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请他们经常收集农业、农村、农民的情况，并用写信的方式反映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和干部作风以及农民的意见和要求等等。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的老农。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安湖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国家主席“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遴选经过。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电报后更是奔走相告:刘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在北京站下了车，心头忽然升起一股刘少奇故乡人的自豪感，像解放军战士一样，4人自动排成行，且虎虎有生气。以致引起街头行人的注目，以为是少林寺的武术师来北京观光！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他们寻到那家招待所，这里却不对外营业。须经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接待人员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袋兜里掏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两间房紧挨着，彼此联系也很方便。

    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

    车子七拐八弯，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已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叔，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4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4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4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

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之后，成敬常仍然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白褂，青裤子的种田汉子，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到家的第二天，就打听他的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4位农民“秘书”。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投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1958年4月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懒，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就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叫‘少陪’（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了！”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也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 ”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思索了一会，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 《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他的通信自由也受到限制？！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家乡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农民“秘书”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面对“文革”劫难，忠奸良莠尽显本色

    黄端生家在炭子冲对面的山坳里，跟刘少奇家是近邻。解放前，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年幼时，父母就去世了，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远亲不如近邻，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心眼善，对黄端生时常有接济。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时节活多，就请黄端生来帮忙。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黄端生得到了一份应得的报酬。刘少奇最后一次离家外出的时候，黄端生17岁了，互相都很熟悉。

　　1953年9月，应刘少奇的邀请，黄端生和成敬常一行4人赴京观光。一个月后回到炭子冲，黄端生就有了更多更新鲜的话题。

　　———刘少奇爱学习，还是小时候的“刘九书柜”。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几个大柜子装的都是书。书有砖头那么厚，我说，刘主席，这么多书，您怎么读得完啊。他说，没有时间也要挤时间读呀！听说连毛主席都很佩服刘少奇的学习精神。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刘少奇官高位显，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却仍然是炭子冲的生活习惯，不讲排场，日子过得很省俭。罩衣洗得褪了颜色，衬衣上还打了补丁。只有出门见客，比如国庆节上天安门，才穿出客的衣衫。吃的也很简单。听他秘书说，晚上开夜工，肚子饿了，就跟农户人家一样，把白天剩下的饭菜一锅烩了，将就着吃。烩饭不要别人动手，由他婆婆子王光美料理，他婆婆子读了许多书，会讲洋文，做家务。家有贤妻，几多的福气呀！

　　———刘少奇当国家副主席，工作很辛苦，忙到深夜才回屋里休息。有时候，他刚刚睡下，毛主席那边有急事，一个电话打来，他翻身起床，用冷毛巾擦一把脸，就急急跑过去。国家大事，哪能耽误呢？！

　　———刘少奇家教特别严。那天，少奇夫妇请4位乡亲吃晚饭，把孩子们都叫来，一一作介绍。孩子开口叫叔叔，还行鞠躬礼。见过面，就一一退去。我们很过意不去，要孩子们一起吃饭。少奇说:“他们在大食堂吃饭，这个规矩不能破！”

……

    家乡人民崇敬刘少奇并为之而骄傲。黄端生的宣传呼应了大家的心思，他在乡间的知名度因此大大提高。黄端生排行第八，人们尊称他为八爷。

1967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不断流传到乡下来。一些小报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同时，造反组织的100多人开进炭子冲，声言要挖“修根”，调查刘少奇的家史和1961年回乡时干哪些黑勾当。他们采取扎根串连，各个击破的方法，在炭子冲寻找突破口。

    他们首先抄了成敬常的家，说他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批斗、游乡，整得死去活来。

    有人故意逗乐，对黄端生说:“给刘少奇看门的本来是你，怎么搞到成敬常头上去了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961年，刘少奇坚持不设纪念馆，把自家的房子让给贫下中农住，黄端生家就是其中一户。现在运动正在深入，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已经有人在追问当年的农民“秘书”，黄端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怕别的，就怕把他划进刘少奇的圈子里，将他赶出炭子冲，如果是那样，他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有一天，造反组织一个戴眼镜的角色，找到黄端生门上来了。不知是害怕，还是已经下决心“反戈一击”，黄端生嘴巴一歪，哭了起来，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给刘少奇家当月工，受尽了他家的压迫剥削。1953年，刘少奇把他接到北京去，是害怕黄端生揭刘家的老底，是打向他的一颗糖衣炮弹。

    第二天开大会，黄端生上台发言。刘少奇的狂热崇拜者，一夜之间变为批判刘少奇的急先锋。那些天，几乎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来了就开批判会。每开会必请老贫农黄端生上台控诉。据说每次批判的效果极佳，听众都提高了“阶级觉悟”。造反派又把黄端生的发言整理印在造反小报上，甚至发表在《湖南日报》上，广为流传。黄端生又一次成了名人。

1980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消息传到宁乡炭子冲，不少人哭了。在那风声鹤唳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队会计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刘少奇的一张彩色画像。公社炊事员以同样的勇气，保存了一块60年代的匾额，上面有“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烫金的大字。天地之间有一杆秤，忠奸良莠都能称出其分量！

    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们的老乡亲、共和国的老主席刘少奇隆重地举行悼念仪式。地点就在炭子冲门前的坪场里。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更怕取消他的“五保户”资格。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不能劳动了，假如叫他搬出炭子冲，又失去生活供给，他将如何过日子呢？

    也就在这个时候，宁乡县文化局干部喻孟成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资料，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此时的王光美人瘦了，头发也白了。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她请喻孟成给县里、给公社和大队捎信:不要歧视黄端生。在“文革”那种环境下，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他个人的原因，更是时代的悲剧，大家都要原谅他。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至于房子，少奇答应他住10年20年。如果叫他搬出，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

    喻孟成回来后，把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答，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流着眼泪骂自己是混蛋。他不能饶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