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十位当事人的采访录音，里面讲的是一个20多年前的秘密。”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主要是写地震之后发生的事，2005年问世的《唐山警世录》，则是对地震前的预报问题进行的调查。29年过去，唐山大地震终于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

 　　★ 本刊记者／李杨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

　　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最近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2005年5月，《报告文学》杂志社推出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揭开了鲜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张庆洲把几十盘录音带往桌子上一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几十位当事人的采访录音，里面讲的是一个20多年前的秘密。”

　　被冷遇的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唐山警世录》记录了马希融与国家地震局专家那天的对话。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和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那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耿庆国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29年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我当时就想造舆论，把震情往下捅。”汪成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最近青龙县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