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事发出以后，毛泽东陆续收到了几个人表示愿意联系的来信。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这件事：“我从这个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dang，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这是一群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罗章龙是新民学会的最早成员之一，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决定赴日留学。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饯行。在码头分别时，毛泽东交给他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这便是他以“二十八画生”化名写的那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罗章龙和新民学会的会友们，担当起整顿乾坤的责任，此谓“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被捕脱险后写的词

    1927年秋天是腥风血雨的时节，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从上海到南昌，从武汉到长沙，从城市到乡村，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白色恐怖达到极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秘密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秋收暴动。他首先在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随后又改编了工农革命军。就在他奔走于浏阳、安源，动员矿工组建起义军的途中，被地主民团武装抓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

    然而，国民dang民团怎么也想不到，在这队“共chan分子”中，竟会有毛泽东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果知道这位长发盖耳、两颊瘦削、肤色黝黑的瘦高个子便是共产dang中央委员毛泽东，民团绝不敢将他一杀了事。这样的“大人物”，交上去是可以受大赏、邀大功的。但毛泽东此刻的身份只是一个企图组织“暴乱”的“乱dang”分子，那自然要“格杀勿论”了。

    民团士兵奉命将毛泽东等人押到总部后处死，士兵们已经脱下了毛泽东的鞋。因为按民间的迷信说法，处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可以免得将来被打入地狱的鬼魂追寻报复。然而，毛泽东却大难不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讲述了他这段经历的前前后后：“那时候，民团奉命把我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民团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了我，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同意放我，可是队长不许。于是我决定逃跑，在离民团总部大约只有二百码的地方，我找到了机会。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有好几次已经走得很近了，我几乎觉得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最后终于没有被发现。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不久，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挺进湖南东部时，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危急关头毛泽东为什么能死里逃生？这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各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了如指掌是分不开的。

    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文献，成为广东、湖南、湖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在面临死亡时，想到“借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想到“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也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的特殊感情，打柴的农民才会和他一见如故，鼎力相助。

     被“开除党籍”前后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gong“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谈及这样一段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但因为是‘党外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

    毛泽东怎么会被“开除党籍”的呢？这与当时中gong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以及与一个名叫周鲁的人误传中央文件有关。

    毛泽东在井冈山完成对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的收编工作后，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一个名叫周鲁的中gong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来到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周鲁摆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的资格，说是来执行中gong中央决定的。在宣布决定之前，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同时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之后，周鲁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只让毛泽东当师长。决定宣布后，他解释，自己是看了中gong中央文件后，作为中gong湖南省军委特派员前来执行中央文件的。

    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期间，正是中gong湖南省委热衷于全省大暴dong的时候。湖南省委制定了“总暴动”计划：长沙要暴动，醴陵、湘潭要暴动，衡阳、常德也要暴动……这么多地方要暴动，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

    当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时，他想，特派员周鲁来宁冈时，要通过白区，随身没有携带中央文件，只是凭记忆传达，会不会误传呢？于是，他带着这种疑问去了湘南特委。在那里，毛泽东看到了中gong中央文件。那是半年之前（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gong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批评了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斗争完全是“背叛”了中央原先的计划，并认定毛泽东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原来是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幸好毛泽东及时看到了中央文件。此后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井冈山的党代表。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把原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达到了一万多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如此大的声势震动了南京，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

    就在这时，湖南省委派人送来一封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省委决定红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江南发展，留袁文才一营守山……”

    毛泽东看信后很恼火，敌人正在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二次“围剿”，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将部队主力调到湘南去呢？于是，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通过表决，包括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等绝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省委的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以联席会议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封回信，认为：“湖南的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毛泽东还特别提醒省委，如果红军离开井冈山去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

    然而不久，在永新乡下做巩固根据地工作的毛泽东还是听到消息：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正朝湘南进军。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国民dang调集了第三军5个团和第六军6个团一起乘机联合猛攻永新县。毛泽东率领装备很差的31团苦苦抵抗25天，最终还是将永新和宁冈放弃了。

    最惨烈的是湘南之战，29团在恶战中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等百余人。而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又丢失了三分之一兵力，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竟死于叛徒袁崇全的枪下。

    毛泽东愤懑之极，为挽回局面，他亲率31团三营前往湘南，迎回红军主力。而留下的31团一营两个连，在黄洋界哨口用妙计战胜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毛泽东获悉黄洋界保卫战大捷后，诗兴骤起，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千古名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