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公车”有个典故，指的是中国汉代时公家用车马运送举荐的人才赴京，所以后来即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公车上书”指的就是当时举人们的上书请愿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争是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然而，因为两国在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早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甲午的大败，并不是败给了西方列强，而是倒在了一向被鄙夷的东洋蕞尔小邦，这实在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耻辱。
一时间，失败、痛苦、屈辱，迫使自己过度审视自身，甚至可以说有些神经质，于是已有的问题变得无处躲身，没有的问题也当成了问题：中国此时在文献中，道德是堕落的，思想是颠倒的，民智是固陋的，社会是腐化的，太后是奢靡的，皇帝是幼稚的，朝廷是昏庸的，外交是腐败的，军队是黑暗的，实业是丛弊的，贪污是普遍的！
《马关条约》一签字，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愤怒也自南向北蔓延至京城，反对签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4月23日，光绪皇帝在例行的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死守的情形后，悲痛的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这句话中，我们读出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个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也许就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学潮，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出色的政治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高的道德底线两者缺一不可，而知识分子总归是有理想支撑的，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做不好政治家的。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是儒家学者，不如说他是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又被人指摘为帝党的领袖。
4月15日，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约，于是他立即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议和条件。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书，而湖南举人们得知了梁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进来，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但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人等的上书陈言是不能直达上听的，不仅要看你的官阶而且还有内、外之分，十分复杂，在此不再细说。这样，这些举人们的上书只能送交都察院，请其代奏光绪皇帝。
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上书后很是吃惊，一开始就加以严词拒绝。当权派对于这种以下犯上的举动直接的反应总不会是欢喜，而且，当时条约已签，圣意已决，有什么理由非要出这把头呢？弄不好上头一发飚，弄不好岂不引祸上身？
但事情没都察院大人们想的那么简单。此时京城士心涌动，梁启超等人的上书虽然没有转呈给皇帝，但是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福建的、四川的、江西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甘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举人，也都纷纷效仿康梁等人上书都察院。
一时间，都察院衙门口可谓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总挤满了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今天这个省的来了，明天那个省来，哪一天没有商量好，会同时来好多省的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他在衙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并长跪在地，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往来之人，“闻者莫不哀之”。
康有为抓住时机，于5月1日联络十八省举人聚会松筠庵，拟上一公呈，就是对皇帝来一个公开信，由康有为执笔，大家讨论修改后，征集签名。为此，康有为、梁启超用了整整一个白天外加两个通宵，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其他人等也没有闲着，他们连日连夜的传抄了一千份后到处散发，立马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以康梁为领袖，后来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场政治狂飙，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是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康有为在这份情愿书中告戒朝廷，割地事小，忘国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中国就会引发全世界各国列强血脉贲张的“食欲”，中国若是要一一喂饱他们，那就要不断地割出自己身上的肉来，如此一来，今天是台湾、辽东，明天可能就是直隶、福建，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被瓜分殆尽！所以万不可轻言割地，对日本小鬼子的仗也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那怎么才能继续和日本作战呢？为此，康有为提出了四点建议，后来总结为八个字：“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内容如下：
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迅速下达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达到激励天下的目的，鼓舞将士，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把主和辱国的卖国使臣、临战不力的贪鄙将帅、守御无备的大小疆吏通通给予相应的严惩；三下“求才之诏”，请求光绪皇帝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明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大力举荐人才。
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的想法，并不是康有为所独有的，朝野上下有这样意愿的人不在少数。但迁都之事，非同寻常，而且，迁往哪里、如何迁法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当时有人支持西狩，有人支持南巡，众说纷纭。康有为的建议是，将国都迅速迁往西安，这样与日本和议不成，战争再起时，可以放弃海滨险地，扼守潼关、函谷关，与之长期作战。康有为认为，这才是迅速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戊戌政变两年后的庚子国难中（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逃亡的目的地，正是康有为所建议的西安，这是后话。
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就是说，在军队系统里进行大换血，以新人代替老人，并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最先进的武器，希望由里而外，一次性地解决中国军事落后的大问题。虽然这些想法不免有些幼稚，且在洋务运动中已经证明无事于补，但堂堂的大清帝国惨败给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小日本后，康有为等人头脑一时发热，也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体验康有为的心情，看看现在中国足球迷的心态，即可以小见大，略知一二，这种“怒其不争”的急迫心情，情有可原。
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前面三点，在康有为看来，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惟有最后的“变法”一计，才是立国自强之根本，也是康有为近几年来思考的中心。他认为清朝的法度沿袭前朝，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好比时令已经到了炎热的盛夏，却还穿着冬天的羽绒服不肯脱下来，不生病才怪。而前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有益改革，但过于浅薄，过于小心，过于腐败，小剂量的药法无法治疗垂死的危重病人。
在总结了中西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的三项主张。所谓富国之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法；养民之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不过，康有为自以为很先进的主张，除了设立道学具有一些独创性之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曾经提出但又来不及实行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提出设立道学，以提倡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倒有点后来宣传部门的味道，只不过康有为所提倡的孔子不同于旧说，而是自己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中所创造的“新孔子”，而我们的康老师，就是“新孔子”代表的不二人选。
此外，康有为还创造性的提出了“议郎”制，他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官吏选拔的举荐体制基础上，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所谓“上驳诏书”，指的是可以不遵圣旨，“下达民词”则指的是议郎的民意来源，这与西方近代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暗中契合，也初步显露了康有为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倾向。
康有为和各省举子们希望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但是，举子们搞的公车联章激起了主和者的恐慌，对此，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扰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
光绪皇帝本对战败心有不甘，在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也想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用宝，以观其变，但慈禧一发令，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如期换约。大宝既然印下，事无转机，各省举人内部也开始人心涣散，有的还要力争，有的则觉得大局已定，何必再做蛇足；还有的人则早就被权臣们之前制造的恐怖气氛所吓跑。
眼看抗议无效，举子们忿懑之余，没考上的也只得收拾行囊，无可奈何的打道回府，该干吗的还干吗去；考上的则喜笑颜开，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
人虽散尽，但人心思变，余波未平，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只是后来更为激烈的变法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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