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模画像每天加班超两小时

　　“自从进入新公司，我就没在晚上10点前回过家。”去年加入一家外资广告公司的王xx说，她每天加班超两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周末不是继续工作就是去充电，虽然常常感觉胸闷，但连到医院体检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每天晚上十一二点，你到CBD看看，大大小小的写字楼下面都停着等活儿的出租车———就连司机们都知道，这里的白领大多都在超时工作。”有人曾用“三高和三中”来形容“过劳模”，即：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中层、中产和中坚分子。他们的工作强度大大超出了常规的“敬业”标准，比起传统意义上的“劳模”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被戏称为“过劳模”。

　　过劳模成因压力巨大竞争激烈

　　“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是导致‘过劳模’的重要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说，她3年前开始研究关于职业枯竭的课题，当时想找超时工作的样本还不是很容易。仅仅3年，城市中超时工作的“过劳模”就如雨后春笋，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尤为突出。

　　职业指导师车宁分析认为，白领成为“过劳模”，往往在于对职业规划设立了一个过高的标准，而忽略了职业发展中的心理发展阶段，而且他们最初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愿成分。“大部分人工作初期都会有一个‘蜜月期’，这时他们常常会对自己的超时工作充满自我欣赏的情绪，虽然工作到很晚，精神却处于亢奋状态。”但几年后则会进入“能量耗尽期”。“这时‘过劳模’会发现，自己的付出未必能得到期待中的回报，其中一些人会认为原因在于工作还不够努力，于是加大强度，由于效率不高，形成恶性循环。”

　　过劳模危机警惕变成“过劳死”

　　车宁提醒说，如果不加引导，“过劳模”有可能会进入最危险的“受创期”，最终导致“过劳死”。他强调说，从“蜜月期”到“受创期”的心理发展阶段中，每一期的发展都并非不可逆转。“比如在能量耗竭期，如果没有达到预设的目标，要客观分析原因，不能单纯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进一步加大劳动强度和时间。”

　　北师大心理学博士生称，减轻过度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有赖于整个社会保健系统的健全。一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都定期为员工进行职业心理保健。“但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下，职业心理保健还只能靠个人调节。”

　　专家建议：过劳死纳入职业病范围

　　“年轻时拿命换钱，岁数大后拿钱换命。真要累没了命，还不能算工伤。”在4月28日召开的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工作法律问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建议，将“过劳死”纳入法定职业病范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指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

　　“过劳模”是法律保护的乏力

　　不可否认，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是导致白领争当“过劳模”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法律保护角度看，“过劳模”现象的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还是法律对劳动者保护的乏力。在某些企业老板刻意营造的竞争压力下，没有人敢拿《劳动法》这个软弱的武器来挑战自己的理想前程。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用人单位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可见，“过劳模”并不是法律法规所允许的。

　　从现实的情况看，法律对“过劳模”等保护，总是显得那样的乏力与软弱，让人感觉法律的规定是高高在上的，是和现实的保护脱节的。《劳动法》可以机械地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几个小时”，但却不能解决来自职业上的压力：你不能加班加点把事情干好，老板就可能另请别人；你不“自愿加班”，一些“自愿加班”的积极分子就会很快超越你。为了将劳动力发挥到极致，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在乐此不疲地为手下精英们刻意制造着这种“竞争”压力，因为即使员工“过劳死”了，按照目前法律，与企业并无直接的赔偿关系，很快就会有另外的新人补充到“加班”的队伍中来。

　　如何破解“过劳模”难题？国外早已经明确地将“过劳死”纳入法律范畴。比如在日本，如果发生了员工“过劳死”，老板将受到严厉的处罚。2002年，日本广岛高级法院就曾判决川崎制铁公司必须支付1.1350亿日元赔偿金给“过劳死”的死者家属。

　　作为立法和执法部门这时必须站出来，让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让劳动者真切地感受到劳动保护不是虚无飘渺的。(作者系安徽媒体从业人员)

      中国工作时间世界最长一年60万人“过劳死”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过劳死也呈急剧增加趋势。据估算，每年“过劳死”的人多达60万。“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去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某人士说：“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的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了。”

　　由于就业竞争激烈，许多人害怕失去工作而主动加班，虽然劳动法规定每日工作八小时，但加班已成为中国的职场文化。过度加班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许多企业只注重短期利润，没有意识到员工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加班成了老板的口头禅，企业这种牺牲员工健康的做法加剧了过劳死现象。

　　精神压力大行业的从业人员过劳死的可能性很高，媒体人员、科学工作者、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死于过度疲劳的比例最高。